有一句歌词是：“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有过的体会。”同样的心伤也发生在高校实验员身上。

9年前，王路进入福建某高校信息技术实验中心，成为该校最后一批以本科生身份留校的实验员。班长、学霸、常泡在实验室里，是他留下来的资本。

他所学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近10年来一直处于就业的春天，同班同学毕业后相继去了运营商公司、外企、事业单位和一些小企业，但即便如此，能够留校还是让同学们羡慕不已。

而如今回望当初的选择，“前6年月工资仅2500元左右，现在虽然加了工资，实际到手的收入也只是5000元出头，而大学同学的平均收入至少是我的两倍。”已拿到中级职称、成为实验师的王路如此描述着自己的生存状态。

岗位的“鸡肋感”还远不止工资上的纠结。实验室工作被教师们看轻、职称通道到了副高终止、转为教师岗几乎无望，让他“不止一次强烈地想要退出这个队伍”。可命运又总是弄人，结婚成家、小孩出生、体制温床、缺乏行动力等原因让他在“围城”里进退两难。而这样的他只是数以万计的高校实验员的缩影。

“开门关门，凭什么拿高工资”

定位为教学辅助岗位的实验员，王路所在的高校给予其相当于教师岗8折的工资。“每当实验中心领导争取实验员待遇、评奖之时，就有人出来质疑，‘实验员的工作无非是开开门关关门，凭什么拿高工资？’”

这样的质疑令王路感到尴尬，因为在一些计算机专业的实验室里，没有涉及电路、硬件，软件装好就能用一学期，实验员打开电源“基本上就完事了”。

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人。王路所在的实验室里有大量的仪器、设备，使用前后要调试、保养，实验仪器要由他亲自作讲解。比如，这周总共有16个班级要上实验课，他就要上16个半天的班，“忙到中午休息和晚上的时间都得用上”。

被一竿子视作“闲人”，丢了尊严不说，被教授们看作是“勤务人员”，更让人恼火。

刘雪斌是江苏省一所高校轻工类实验室的高级实验师。在实验室工作了30余年的他告诉记者，由于对实验员岗位认识的不到位，曾经有一些年轻的实验员除了完成实验员本职岗位工作之外，还要帮助各位领导、教授报账、购物等，做类似勤杂性质的工作。

然而，随着现代化器材的增多、实验方法的不断改进，实验员显然不再是一个“开门关门”“勤务人员”的角色。

在采访中，王路和记者分享了一个业内的故事，一台大型仪器购入花了100万元，但不久之后坏了，修理过程中仅配件就得花20万元。20万元配件费高校不好走账，于是只能重花100万元再买一台。“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管理人员疏忽、不专业造成的。”

事实上，实验员在如今的高校科研、教学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实验室决定了论文、成果中基础数据的准确性，要想做好数据除了有好方法以外，一定要有好的仪器状态，维护、保养以及掌握仪器的‘脾气’，靠的就是这样一支专业队伍。”刘雪斌说。

用教师的工作要求来衡量实验员工作，显然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实验员要8小时坐班，教师则不坐班；实验员的本职工作是确保实验室和教学科研仪器的正常运行，而科研成果往往归于教师，很难体现出实验员的工作价值。” 刘雪斌告诉记者。

职称通道止于副高

有一句歌词是：“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有过的体会。”同样的心伤也发生在实验员身上，说的是他们的职称通道止于副高，而不是像教师岗可以达到正高。

按照现行的实验员序列，其职称通道大致为实验员、助理实验师、实验师、高级实验师，高级实验师相当于副高职称。这套序列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绝大多数国内高校沿用至今。

如今，实验员止于副高成为国内高校的共识。记者了解到，在欧美高校中，实验员并不涉及任何的职称，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个专职岗位上的工作人员。

照搬国外是否适用，并不是讨论的重点。“条件上不利于这些人发展，而这些人又必须发展，是实验员最大的困惑。”刘雪斌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一个“有趣”的现实是，实验员虽然定位为教学辅助岗位，但晋升强调的却是课题、成果。

以王路所在的学校为例，要想评上高级实验师，一道硬杠杠就是要拿到省级以上的课题，“必须以‘主持’的身份，申请人中排前三名”。

在正常情况下，实验员从来都是以“参与”课题的身份做科研，即便是像刘雪斌这样的“老人”也从未“主持”过省级课题，能够申请上这样的课题纯属小概率事件。

“除非专门针对实验员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如凤毛麟角；除非跟了某个很厉害的导师读博，申请时他排第一，你排第二、第三；除非你跟科技厅的人特别熟，内部人员默认给你。” 王路说。

作为一名教职人员，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中祥表示，实验员尽管有便利的科研条件，但最重要的任务仍是管理好仪器、做好与实验课相关的工作，“叫他们拿课题、发文章，无异于叫开车的人去发表论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转岗几近无望

由于实验多集中在后半学期，闲暇时，王路攻读了本校研究生，做科研、带学生竞赛做得有声有色。

然而，当下，绝大部分高校仍将实验员的上升通道封死在副高。这就使得一些有能力、有抱负的人，包括王路在内，正在寻找机会往教师队伍“跳”，“实验员这个岗位变得根本留不住人”。

与此同时，教师岗的用人标准也在水涨船高。即使是博士，教师岗也多要求海归。“现在打算先读博，走一步看一步。”王路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他很清楚一个事实——全学院排队读博的中青年教师约有20多人，学院每年仅有两个在职读博指标，光是排队就要等上若干年。

许多博士来到实验员岗位上，也后悔了自己当初的选择。原想着和高考择校一样，先进入一所名校再说，之后再像转专业一样，换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但实际上，“高校人满为患，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人会考虑你的个人需要，为你个人成长而调整岗位”。作为博士实验员大军中的一员，北京某“985工程”高校实验员张琴琴如是说。

“我们实验员圈子有句话，叫女生留下、男生离开，说的就是上升空间不大。”对于张琴琴而言，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安逸的环境，每天准时上下班、接孩子、做晚饭，来冲淡过去的豪情壮志。

而在教学岗人的眼里，“高校也应该把实验员转岗的路堵死”。林中祥说，如果此门一开，很多通过关系进来的实验员，很容易转岗进入教师队伍，几经运作变成教授、副教授。“介于本校人际关系复杂，实验员想要转岗，建议他去外校竞争，重新按照审查教师的资格进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汤家骏对此表示支持。他告诉记者，在一些高水平大学里，教师岗位早已婉拒了刚走出校门的博士，而是留给了“杰青”“**”“青千”等。“想通过捷径进入教师岗位，对于其他高门槛进入的教师不公平，也可能影响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出路：给名还是给利？

那么，让实验员看到前途、希望，获得尊重，高校应该怎样做更为合理？

2013年，刘雪斌所在的高校打通了实验员序列的正高职称。在他看来，“这条路打通的意义在于引导这批人到了副高以后，还有一定的努力空间”。

通道是打通了，但要求的却还是省级课题、成果。“参照教授的要求设置教授级高工，要求高门槛一点儿都没错。只是说，前者应侧重研究，后者应侧重工程。比如，省级发明一等奖。”刘雪斌说。站在实验员的角度，这也许是最理想的状态。

而在北京的一些高校里，采用的是一种折中的办法——淡化实验员的身份，规定新来的教师在上课的同时，必须带实验课，给学生准备器材、讲解实验操作。这样，职称评定上走的依然是教学科研序列，不受副高封顶的限制。但“毕竟教师的精力有限，也不如实验员专业，这样做的可持续性如何要打问号。”王路说。

作为教育部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在汤家骏看来，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实验员队伍是很有必要的。他并不主张拔高职称来稳定这支队伍，“不给名而给利也是吸引人才进入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科大，实验课程与46门重要的理论课程（全校共1000多门课程），享有专门的津贴。这在国内高校尚属首例。能够这样做自然还要摒除“开开门关关门”的非议，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我们剔除了很多实验员的焦虑。”汤家骏举例说，考核时只看实验员对实验教学的贡献，而不看经费、课题的多少。过去实验教学依附于一个系，工作量认定总遭教师或其他实验员的质疑；如今整合为实验教学中心，一名实验员负责全校与之相关的实验，统一为五天的工作量，在同类人群中比较，谁对实验教学有贡献一目了然。

事实上，国外高校实验员也类似，尽管无职称一说，但其待遇与教授、副教授相当。给利不给名，这也许会为中国高校实验员改革提供又一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