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原创性不够

记者：相关统计显示，国内科技创新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5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达到60%，甚至80%，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李林：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原始创新不足，不仅缺乏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更缺乏可转化的优秀科技成果。目前大多基础研究还处于紧跟热点的跟踪状态，这种紧跟热点的跟踪式研究项目，容易申请获得新科研项目经费，结果难免导致基础研究“功利化”。

缺乏原始创新，难以形成本土的核心技术，更谈不上核心产品。那只能花钱去购买人家的发明创造，沦为人家的生产与加工基地，利润空间非常有限，发展模式也不可持续。如果基础研究是充分的，只要看中某位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就给予持续稳定的大力支持，这样才可能获得“十年磨一剑”的成果，真正提升创新水平。

发达国家把促进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基本战略，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2013年，全社会研发支出（R&D）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并超过2.0%。但我们对科技创新的根基和源泉——基础研究重视可能还不足。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到GDP的0.1%，只占R&D的5%。2012年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才占GDP的0.1%，上海2013年达到0.28%，美国2000年以来平均为0.4%。

一方面，基础研究已成为创新的关键驱动力，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的薄弱已成为制约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建议逐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使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重较快能达到10%或更高（或基础研究经费占GDP比重的0.2%及以上）。缩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投入上的差距，让竞争处于“同一起跑线”很关键。

成果转化、源头创新并重

记者：科技人员专长搞科研，科技转化不在行，从科技成果转化，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何建议？

李林：过去有科技人员尝试“下海”，希望把科技成果直接转化成经济效益，虽然有些人能“爬”回岸，但很多被“淹死”。从科技产生成果到转化成生产力，需要一条很长的链，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可能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体系相对趋于完善，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简化地讲，就是转化的链接环节在国内还比较弱，“科技中介”也没有兴盛起来。科技体制改革，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让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变得更通畅，从源头不断产出，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建议可以健全原创成果转移转化机制，给予成果发明人更多创新“红利”，原创成果转化了，一方面形成新的产业，给财政收入增加新来源；

另一方面也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中国科学院也在思考科技发展对经济发展贡献力的问题。结合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实际情况，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进行分类改革，做好原创性工作和人才培养。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健康科学研究所、营养科学研究所等，都是希望解决与人口健康直接相关的科学问题，将来科研导向应考虑结合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即从需求导向、产业结合，对科学研究队伍进行部署，与社会需求有更好衔接。

让科学家心无杂念

记者：怎样让科学家“心无杂念”，产出最具创新性的成果？

李林：想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建立可持续的基础研究发展机制，优化评价体系，着力引导并激励科研人员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形成稳定的基础研究队伍，不断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同时营造鼓励原始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让科技工作者“享受科研”，释放他们的创新活力，不为“五斗米折腰”。

现在不少“人才计划”重引进、轻维护，引进时轰轰烈烈，但缺乏后续管理。仅仅引进人才还不够，要真正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引进人才回国后，如何给予人才一个可不断跟踪的、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平台，使之能够朝着一个个台阶稳步向上发展，并有所作为，在这点上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同等重要，这需要从顶层设计上进行考虑。一项良性的人才政策应是一个集政、产、学、研的完整全链条创新机制。“人才计划”不但要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更要为人才创造施展才能的环境和土壤，给予稳定持续支持，提供便捷服务，安居才能乐业，绝不能只是“一锤子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