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上海迈向未来的核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创新发展理念首要的是创新。要抓住时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身处“宝塔尖”，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如何走好先手棋？

一起来看看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是怎么“支招”的吧！

　　 寿子琪

　　金东寒

成果转化是最主要“短板”

记者：习总书记在上海团审议时对上海提出要求，要着力加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这也是上海市委去年的“一号课题”，这一年来，上海在科创方面迈出了怎样的步伐？

寿子琪：从总书记在上海“点题”到去年5月科创“22条”意见“破题”，上海一直快马加鞭，半年多时间里出台了9个配套政策，表明上海科创中心的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都已经明确。从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到上海各高校、科研院所，再到大量的众创空间，科创中心布局形成金字塔结构，人才政策、成果转化细则都已有提纲挈领，现在关键是要抓落实，将这些政策落地。

记者：您觉得当前的短板在哪里？

寿子琪：最主要的短板在“科技成果转化”，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今年的突破口就是“科技成果转化”，这也是我们调研下来最大的“短板”。而科技成果转化，首先要解决动力问题、方向性问题和顾虑问题，其实就是改革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

金东寒：创新动力不足，和考核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从企业方面说，企业的创新主体意识还有待加强，在与高校合作时，企业老板对教授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希望教授的成果马上就能够批量生产。这说明，他们更关注当期的业绩，而忽视远期才能产生效益并且具有一定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高校的考核体系也有问题。目前，高校职称评定主要与SCI论文数量和获奖有关，导致教授更注重论文数量，甚至出现将一个实验分拆成几篇论文的极端现象；而且每年都考核，考核的频度太高，导致教授追求短平快的项目，而不愿意涉足需要几年才能出成果的更加有意义的项目。

解决微观问题，打通“最后一公里”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这将有助于解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动力不足问题。那么，在实施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中，怎么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创新？

金东寒：国外最好的人才在企业。这些企业会做科学家的事，加大投入做基础研究，会有长远的战略布局，他们会考虑五年、十年之后卖什么产品，是一种有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

我曾和国外创新公司交流，如果技术骨干走了以后，他承接的项目怎么办？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这个人走了，这个项目就做不下去，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而对方说，在他们那里，很多人会很高兴，这意味着有机会了。因为一个人的离开，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项目的进程。无论谁接手，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支撑。而这个后台是开放的、不断积累的，所有更新的东西都放进去，每一步都做得非常详细，把技术人员脑子里的东西显性化，具备一定素质的人培训两个星期都可以胜任。这些都是竞争力的保证，任何人走都不怕，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这在中国太缺乏了。我们企业常做的事是挖人，买现成的成果。他们愿意不惜代价、甚至不讲规则挖人，而不愿意培养和积累自己的原创研发平台。这个差异，和我们的观念相关，和我们的考核相关。我们过去的考核体系都是唯GDP论，企业重视当下的利润，很少考虑未来五年的方向。而很多科研投入，很可能头五年都不会有成果，也许第六年开始有回报，于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种树，只想摘果。你们有什么成果，我们买就行。

记者：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该如何解决？

金东寒：我注意到，上海公布的加快科创中心建设的22条意见中明确了这一措施，即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创新工作的专项考核，在这样的考评体系下，就会激励人的创造力，相比之前的保守选择，他可能会想：那我就冒冒险把钱投入到创新研究中，没准会弄出一个成果。

另外，我建议在一些大中型国企设立首席技术官（CTO）岗位，由其负责技术创新战略和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研发团队建设与管理，研发平台建设；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与高校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等，这与我们国企通常设置的总工程师完全不同，这不是一个技术岗位，而是管理岗位，而且，他的职责都是战略性的。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岗位已经由通用电气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大公司率先设置了。

寿子琪：现在激励比例已经定了、科技成果处置权下放问题也定了，但大家还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怎么定价，谁来定，什么叫净收入，通过什么程序来做才算合规合法，都是现实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尤其涉及到国有单位，收益权处置也是部分国有资产的再分配，这里面就会有很多顾虑，分得不好就有问题。而且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企业和事业双轨制的情况下，怎么鼓励成果流动？这些都是很细微的事情，但微观问题不解决，成果转化就没法打通“最后一公里”。

创新容错免责，一定要有细则规定

记者：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具体该如何着手？

寿子琪：要建立信息对称和公开共享机制。科技的东西，跟种菜不一样，一个领域的科研成果用在其他领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它本身没有很多原创，但将其他技术移花接木产生了效果。这就需要专业机构、专业眼光去做这件事。实现了信息对称、知识叠加，就会出现新的成果，这叫知识的“移花接木”。

目前的状况是科研成果和社会之间信息不对称，我们对国内许多研究机构说，你把成果理一理先拿出来，你想推广的方向推不出去，说不定可以在其他方向派上用处。

记者：除了加大信息沟通，在具体实施中，应该营造什么样的环境？

寿子琪：创新就要宽容失败，要有容错纠错以及免责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虽然我们的意见里已有这样的条款，但真正做事的人，还是会有顾虑。我们觉得，应该有个大致的程序，如果按照这个程序去做，以后就不要追责。比如定价问题，是贵了还是便宜了真的很难说。一项成果给甲或者给乙，价格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过去盛知华做过一个成果转化案例，转让方觉得几百万就很好了，结果卖了几千万。但也有可能你投入了100万研究出来的成果，受让方只愿意出50万，因为他后期开发也是承担风险的。这种情况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呢？一定要有细则规定哪些情形可以免责。

我一直有个观点，科技成果这东西是块“棒冰”不是块“金砖”，金砖抱在手上会增值，棒冰放在手上要化掉的，你要不想棒冰化掉，还要花成本放在“冰箱”里，就像我们要进行专利保护。所以，科技成果不能当作实物资产来看待，不要在乎一时的便宜了、贵了，能出去用了就是最好的。

金东寒：宽松环境的营造，首先是观念。大学应该培养有情怀的人，但也要培养实践者、创业者、工程师，培养有一定技能的人。我国目前在工程师的培养上和世界差距很大，每个行业都缺一流的工程师。中国很多东西都造得出来，但同样领域，我们缺乏顶尖高端的东西，就是缺乏以运用为方向的科技研究。比如通用电气公司，不合格品的比例是百万分之3.4，我们的不合格率是百分之一。这是什么样的差距？我们要向斯坦福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把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使企业持续地提升技术水平，帮助企业开发出高端产品，实现校企双赢。